bgc 道德实践的场域可以是任何地方，例如在某个会议场域有会议的道德规则，诸如不能随便地打断别人的发言等。
人们不是爱说实践出真知吗？那么，我们有那么多的实践，真知究竟在哪里？真知应该说是能够转化为一个概念、一种理论或学说。实践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
第四种立场，如果在中国的传统中能够找到一种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主张的话，首推***明的知行合一。如果按照公法和私法这一划分，私法规范更多地强调意思自治，强调当事人的意志。它将我们现成的做法等于实践，同时将很多现成的做法正当化，尤其是当理论、规范与实际的做法不同时，偏重后者。所以，就会产生效率违约这样一个命题，效率违约指的是只要能够增进社会的效率和当事人的效率，违约就具有正当性，这是民法、经济法学者所研究的主题。在行为领域上存在着的分歧所带来的后果是对实践的含义各有说法，不可通约。
例如，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反思所预设的规范，在反思的过程中，再进行法律的续造，也就是，规范之外还有例外，怎么处理这些例外？这需要创造一个新规则，但是创造这个新规则不是完全脱离事先所预设的理论和规范，这样一种传统叫做亚里士多德和伽达默尔的反思传统，其中充满着实践智慧这四个维度共同构建了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框架，它们相互联系，内在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第二，有效执行的能力。
[27]〔日〕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这些工作需要不同部门的法律从不同层面予以调整，本文主要从乡村基层出发讨论法治如何促进乡村振兴。构建促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法治体系，完善基层国家权力的运行体制机制，维护农民权益和乡村社会公共利益，完善促进乡村振兴的各方面法律制度，成为基层法治的主要内容和基层法治研究的主要面向。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依法赋予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权，整合现有执法力量和资源。
其中，普法宣传、法律援助、纠纷调解、法律咨询等应无偿服务，代写文书、案件代理等则应有偿服务、低价收费。乡村治理事务的达成，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层。
三是农用地权益的法治保障，包括农业规模经营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以及农业产业发展中的土地权益。[2]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乡村振兴促进法》第3条。受耕地保护国策的影响，农村建设用地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如此，才可能在学术上提炼具有应用价值的理论命题，丰富法治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思考，促使基层法治有效回应乡村振兴问题，实现法治促进乡村振兴的目标。
这符合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趋势。如何保障他们的民生，更是促进乡村振兴需要面对的任务。政府应对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统一规划，并以财政为依托进行可持续性供给，具体可采取多种形式。乡（镇）、县、市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应当统筹考虑农村村民生产、生活需求，突出节约集约用地导向，科学划定宅基地范围。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乡村社会的变迁带来农民法律服务需求的变迁。
农业转移人口需要稳定实现城镇化，对城镇产生认同和归属感，能够顺利转移到城镇中，其中最关键的是户籍制度、居住证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尤其是附着于户籍、居住证之上的城镇化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而积极作为要出效果，必须有积极作为的能力，在乡村就体现为基层治理能力。
这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模式有关。同时提出，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这需要完善农村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来盘活土地存量，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资产。（三）农用地权益的法治保障 我国农用地实行三权分置，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的承包权、土地的经营权分置并行。城乡发展的土地权益如何惠及农民，农民的土地权益如何在乡村振兴中依法实现。在乡村基层，社会组织主要有群众性自治组织、内生型民间组织、外生型民间组织等。
例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困难颇多，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财政能力的限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民想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无论是进入二、三产业还是进入城市，都可以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同时又有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
[5]黄宗智：《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1-144页。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将一切国家和社会事务都纳入法治调整的范畴。
第二，城市建设用地的市场价格还附着有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的价值，相当于城市的股票，[11]而农村宅基地缺乏相对应的基础设施，也不具备相关的发展价值。不过，实际的村务民主治理并非民主程序就能简单解决。
项目实施的难点不在于项目如何落地，甚至不在于是否合理，是否经过民主决策程序，是否公开公正等，而在于如何协调落地时触及的特定利益。此外，更多的农民，要么在乡村发展，要么虽然外向发展却仍然依赖农业收入。[8]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宅基地的实际效用和居住属性不再凸显，财产权益兑现具有现实基础，通过流转交易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变现财产权利。本文从乡村基层出发，建构了促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法治框架，并从人-地-事-权四个基本维度予以展开。
五、权的维度：乡村振兴权益的实现及救济 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是乡村振兴权益实现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然而，农村建设用地的权益和市场前景不应被夸大。
组织的生存不依赖特定村庄，也不依赖受益对象的关系网络，主要面向社会吸纳资源，包括资金、信息、志愿者等，资金主要由秉持相同或类似观念的企业家或民众捐赠。社会治理法治保障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保障乡村振兴的具体项目和事务在乡村落地。
有些措施还可能同时强化两个方面的能力。[22]〔美〕西达·斯考切波：《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载〔美〕彼得·埃文斯、〔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美〕西达·斯考切波编著：《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21页。
乡村振兴需要在农村开展各种建设，向农村投放各种公共产品，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弱势群体帮扶等。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也正在推进中。在权的维度，法治需要促进乡村振兴权益实现并保障权益救济，前者应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后者应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就法律服务而言，就是要逐渐健全城乡一体、全民覆盖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现法律资源在城市和乡村的均衡分配，从而实现以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保护乡村合法权益，在法律服务中培养法治思维、强化法治意识，促进乡村振兴相关法律的实施。
也就是说，这种权利需要他人积极的作为而非消极的不作为才能实现。这四个维度体现了乡村振兴中的民生保障、地权保障、社会治理、权益实现等基本面向。
第三，内生社会资本驱动。促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法治，应当回应乡村实际需求。
例如，吸纳村委会和党支部委员，利用村干部的支持开展工作。权益获得有效救济，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表征，乡村社会因此应得到有效的法治供给，有多元畅通的权益救济渠道，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当乡村振兴战略未能依法实施导致权益难以实现时，农民会向政府表达诉求，此时会借助信访、行政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等渠道。
